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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骂观众》与汉德克的剧作

孙柏

  二十世纪西方戏剧的谱系中,彼得·汉德克具有某种界标性的意义。在他身后是已然落日余晖的现代主义,那里矗立着布莱希特和贝克特这两座高峰;在他面前渐次展开的,则是后现代戏剧的璀璨星空,即由格洛托夫斯基、彼得·布鲁克、理查德·谢克纳、尤里安·贝克等名字构成的云图。然而,在这两个历史时段,或者说,是在从戏剧艺术向剧场艺术转变的进阶中,彼得·汉德克的位置、归属却实难判定。直到今天,如何把他的名字真正写入这一系谱之中,都仍然是一个问题——特别是当他并没有随着“六十年代”的退潮而遁入历史、依然故我地在进行着思考与创作的时候就更是如此。至少从《骂观众》等创作于六十年代的早期作品来看,汉德克并没有归属,而是标记着那一决定性的断裂本身——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,在戏剧性和剧场性之间,在语言的穷尽和身体被重新发现的新纪元之间。那断裂处、那个转折点就是汉德克的位置。

 

  

    《骂观众》

  作者:彼得·汉德克    (Peter Handke)

  译者:梁锡江 等 译

  出版社:世纪文景 /上海人民出版社

  出版年:2013-1

  页数: 232

  定价: 38.00元

 

  “戏剧作为文学形式,是以当下人际事件为对象的。”根据彼得· 司丛狄的这一描述性的定义,我们一般所说的、作为一个概念凝固下来的“戏剧”,是以人际间的互动关系为其自律性的条件的,事件只有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而在此时此地的“当下”展开;一个进行中的戏剧是封闭自足的,它既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,舞台置景也应尽可能地重合于事件发生的空间;除了戏剧呈现自身之外,它不再有其他任何的参照系,这一绝对性当然也排斥了剧作家和观众的参与……这样的标准的“戏剧”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,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达到顶峰。然而十九世纪后期以来,现代戏剧便逐渐失去了它的这一稳定的现时空间,并迅速地让渡给了囚禁在狭小房间中的个人独白,而呈现为一种空前的形式危机,或者是过去对现在的侵扰(易卜生),或者是主观视角对客观人际关系的扭曲(斯特林堡),等等,都在逐步地动摇和瓦解戏剧固有的形式基础,使其在寻求解决危机途径的过程中,开始远离戏剧而趋近叙事——用诗学范畴来描述,就是从戏剧诗向叙事诗的转变。

  一九六六年问世的《自我控诉》以一种终极姿态标记着西方戏剧的这一僵局,这应该是彼得·汉德克的第一部戏剧作品。在彻底摒弃了围绕人际间关系建立起来的虚构性情节之后,就只有独白占领了整个的舞台和剧场,作者将这部剧直接命名为“朗诵剧”。一男一女两位朗诵者代替了演员上台表演,所有台词全部是第一人称的陈述句;在唯一一段以反问或自问构成的念白里,可以读到这样的一句:“难道我冒犯了整个世界这种种规则、计划、想法、要求、准则、标记、章程、普遍的观点和形式吗?”抵制一切建制化规约的主体性,正是“六十年代” 的反抗中最核心的议题,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呼应了罗兰·巴特的著名口号:“既然我们不能颠覆社会秩序,就让我们颠覆语言的秩序吧!”这种朗诵剧的形式把语言从全部秩序化的社会轨范中剥离出来,赋予它以完全的自主书写的奔溢,把主体彻底带离这沉滞、垂死的世界,甚至是根本站到这世界的对立面去。作者在剧中一方面反复强调个人的孤绝境地,另一方面,在适当的时候,他也没有忘记这种主体的布朗运动可能形塑的新的星空:“我没有把世界称为这个世界。我把那些星体也算成了世界的一员。”因此,在这样置之死地般的姿态中,在这种绝不妥协的“自我控诉”里,甚至是在斩钉截铁地否认一切“社会”纽带与联系的时候,其尖锐批判的锋芒中仍然保留了些许不自然的温柔:“我向来独来独往。我只为那些世俗的事物担心过。”

  汉德克不仅是从颠覆语言的秩序开始,他更是从打碎戏剧的一切根本性的制度开始。这成为同样创作于一九六六年的《骂观众》这部惊世骇俗之作的形式支点。因为在这部剧中,独白让渡给了对白——只不过,这已是颓坏、扭曲、不复成立的对白。在西方戏剧的历史上,作为语言媒介的“对白”,其实是在现代历史时期才得以真正发展起来的, 它是和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的历史过程紧密联系的,其原因是:人的主体性在摆脱了宗教或任何超验的外在规范与价值尺度之后,便转向了一种交往理性、镜像结构的自我确证;人不再向上帝负责了——尽管宗教改革曾经试图保存一种独白自语式的与上帝的神交(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开启了德语文学的马丁·路德的《圣经》翻译),而是转向以对话为社会溶剂的交互主体性,即转向普泛化、标准化的语言实践以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指认和彼此确证(古希腊悲剧特别是欧里庇得斯作品中的“对驳体”,配合着歌队功能的急剧减退,已在一个更早的西方